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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别解“悠然见南山”

杨建民

  沈从文写文章,既富有余响,同时斩截。不再费辞,于此便结束。刚读到沈从文这段运用新的文物发现写出的考订文字,着实感佩。这般解读,无论确当与否,都能够给人们足够新鲜的启示。

  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即使并非陶渊明诗歌的喜好者,这也不算陌生的句子。在学者笔下,它们得到这样的解读:“诗人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的喧扰,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,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。”(见游国恩等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一册243页)这虽可以作为此二句的认知,可到底是对全诗的评解。具体到这两句,人们亦说法多多。代表者大诗人苏东坡的说法是:“因采菊而见山,境与意会,此句最有妙处。近岁俗本皆作‘望南山’,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。”(《东坡题跋》)。“南山”,有学者认为即为庐山;现代学者王瑶则认为:“《诗经》上说‘如南山之寿’,南山是寿考的征象。” 再具体到“采菊”,王瑶认为:“相传服菊可以延年,采菊是为了服食。”(见王瑶编注《陶渊明集》1957年版63页)说实在的,即使没有这些的深入或切实的解读,在我们普通读者眼里,这也是两句令人“悠然”向往的佳句。

  可是,在偶然读到的一篇标明“写作年代不详”的沈从文遗作中,却看到了对这两句诗不同以往的别样解读。1949年后,沈从文转行文物研究。虽然后来多数人认为这般转行殊为遗憾,可沈从文自己却在此领域取得了非常的成绩,这实在令人钦佩。在研究路途中,沈从文提出了“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”的主张,这从实际看,是十分恰当的。应该说,这篇探讨文字,正是其“结合文物”来解读诗歌作品的实践。

  沈从文的文章,写得很有味。他并没有一上来就直扑主题。而是远远道来。这里介绍,几节引证不能省略。第一,《史记?留侯世家》:“……及燕,置酒,太子侍。四人从太子,年皆八十有余,须眉皓白,衣冠甚伟。上怪之,问曰:‘彼何为者?’四人前对,各言名姓,曰东园公,甪里先生,绮里季,夏黄公。”二,《汉书?王吉传序》:“汉兴有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甪里先生、此四人者,当秦之世,避而入商雒深山,以待天下之定也。自高祖闻而召之,不至。其后吕后用留侯计,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,安车迎而致之。四人既至,从太子见,高祖客而敬焉,太子得以为重,遂用自安。”“这就是所谓‘商山四皓’典故的由来。”

  解读“悠然见南山”,怎么一下子拉扯这么远?其实,这样用笔恰好。这个典故出来后,千多年来人们很少有异议。可是,沈从文因为在文物领域研究,所见的出土文物中,却有一点新的收获。据他的介绍,以前日本人在朝鲜时,曾发掘一座汉墓。出土的实物中,有一只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。筐子四面,除去用彩漆绘有西汉以来即流行的孝子传故事,在一只角上,绘有典故中的四位高人。旁边的隶书题识,却写着“南山四皓”四个字。这个竹筐产生的年代,大约在西汉末东汉初年。据此,沈从文认为:“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‘南山四皓’的。”“这个‘南’字的写法,且和西域木简字的南字一个式样。”就是说,这并非工师误会别写。

  文史研究中,孤证一般是很难令人信服的,沈从文也这样看。他对此的设想是,或许“汉代工人写字草率马虎,西汉草隶‘商’、‘南’二字差别又甚小,兴致一来,也会把‘口’作成一笔竖画弄错了,不足为例。”可天下事,往往无独有偶。不久,在河南邓县一个南朝画相砖大墓里,发现了一些一尺多大的长方型砖。其中一块上有浮雕人像,雕像旁边,又有一行四字题识:“南山四皓”。上面发现的漆筐上,字体为草隶。这种字体在文字的转换时期,“还可说容易混误,这一次却用的是楷书,大致不会错了。”这样一来,一个新问题就可以提出了,“原来史传上的‘商山四皓’,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‘南山四皓’。”对此,沈从文又一次申说自己的观点:“可见用文物证史,有些地方实在可以启发我们不少新知,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材料,而且性质相当扎实可靠。”

  有了这一新的认知,一些新的观点自然能够产生。沈从文这里才连引起了他这篇文章主要想陈说的:“这里让我们联想到,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,欢喜引‘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’。对于这两句诗的解释,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,不以得失萦怀累心。东篱采菊是实,所见南山也不尽虚。我惭愧读书不多,不能明白千多年来讲陶诗的,有没有人曾提起过这两句诗,事实上是不是也还有些感慨,正可和‘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’发生联系,用事虽不同,立意却相近。”

  为何在这里恰恰举的是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”两句,这用的是一个与“悠然见南山”有关的今典。当年,美学家朱光潜在《中学生》杂志发表了一篇《说“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”》的文章。其中有这样一节:“一个佳句的意蕴却永远新鲜,永远带有几分不可捉摸的神秘性。谁不懂得‘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’?但是谁能说,‘我看透这两句诗的佳妙了,它在这一点,在那一点,此外便别无所有?’”通过一段论述,他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:“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。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,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。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,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,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,失去它的辣性,只剩一味醇朴。”这“最高境界”,朱光潜认为,在西方称为“静穆”,并且用中国诗人举证: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。屈原、阮籍、李白、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,愤愤不平的样子。陶潜浑身是‘静穆’,所以他伟大。”

  鲁迅读到这篇文章,很不以为然。他在《“题未定”草》六、七两节里,对这种议论作了颇犀利的解说:“又如被选家录取了《归去来辞》和《桃花源记》,被论客赞赏着‘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’的陶潜先生,在后人的心目中,实在飘逸得太久了,但在全集里,他却有时很摩登,‘愿在丝而为履,附素足以周旋,悲行止之有节,空委弃于床前’,竟想摇身一变,化为‘阿呀呀,我的爱人呀’的鞋子,虽然后来自说因为‘止于礼义’,未能进攻到底,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,究竟是大胆的。就是诗,除论客所佩服的‘悠然见南山’之外,也还有‘精卫衔微木,将以填沧海,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’之类的‘金刚怒目’式,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。这‘猛志固常在’和‘悠然见南山’的是一个人,倘有取舍,即非全人,再加抑扬,更离真实。……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,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。”

  鲁迅的这段文字,1949年后颇为人瞩目。他关注“金刚怒目”式直面现实的文字,因与当时意识形态同质而受到特别宣传。大家熟悉,引来容易获得效果,并且它实在与自己说法有些关系,所以沈从文很自然加以引述。这里,虽然鲁迅批评朱光潜,可他只是认为朱光潜把陶渊明割裂了,只举了陶渊明“悠然见南山”的“飘逸”一面,忽略了陶“猛志固常在”的另一面。沈从文却从自己在文物中读到的文字,认为“悠然见南山”与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”两者,“用事虽不同,立意却相近。”其实是有联系的——“原来渊明所说‘南山’,是想起了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,并没有真见到什么南山!何以为证?那个画相砖产生的年代,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差不多。”

  沈从文写文章,既富有余响,同时斩截。不再费辞,于此便结束。之外,写这篇文章之后或者之前,沈从文还在一首写于庐山,未曾发表的诗里,对此事发表自己的态度:“古有陶先生,是个城里人,作官不遂意,还住栗里村。为人极随便,干活也还成。……有时喝酒后,手挥无弦琴,高兴作作诗,意思还率真。‘回首望南山’,后人称高明。越注越胡涂,秀才白用心。南山四老汉,汉代保驾臣。老陶意有托,并不忘高升,能哄学生子,难骗庄稼人。那也不奇怪,原是宰相孙,常想朝廷事,阶级烙印深。”这首沈从文注明“拟一生产队长语气”的诗,语言诙谐,可意思与此文相同,认为陶渊明的“悠然见南山”(诗中误记作“回首望南山”)确实是想着朝廷之事,甚至还从阶级出身的角度分析,认为陶渊明之所以想到朝廷,是因为他“原是宰相孙”。(按:陶渊明曾祖父为陶侃,作过较高的官职,但似乎并非宰相。)这就比本文往前延伸了一步。这首诗写于1961年底至1962年初,可见这些资料当时沈从文已经见到,并形成看法。这篇考订文章应该写于此前后一段时间才是吧。

  说实在的,刚读到沈从文这段运用新的文物发现写出的考订文字,着实感佩。这般解读,无论确当与否,都能够给人们足够新鲜的启示。可在赞叹之余,又再次翻读这首引起如此多人关注的诗作,觉着沈从文的解读,固然给我们很有益的启示,可却一直用着其中两句。按照鲁迅应照应全文的看法,这两句诗似乎还应置于全诗中观看才算恰切:

  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

  显明的,整首诗弥漫的,是“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,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。”其中第二句,还清楚表明避开了达官贵人车马喧嚣,也即一般世俗的纷扰,终于沉浸在一片“欲辨已忘言”的“真意”状态。此时,会不会,能否“想起了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”这样的宫中大事,确实困难。虽然仅仅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两句看去,沈从文是有很大发明之功的。

  来源:中华读书报 2013年05月08日 

2013年05月16日 09:43:23  8455新澳门路线网址www.8455.com最新网站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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